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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ure杂志:从科普期刊到学术神话

发布时间:   2018-08-23 14:50:23      浏览数量:  次  

      英国Nature杂志(《自然》)创刊于1869年,已近一个半世纪,一直是周刊。这家杂志久历江湖,精于算计,常立潮头,如今不但享有“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神圣光环,而且实现了既有极高学术声誉又能开心挣大钱的“双效益”,已臻全世界期刊都梦寐以求的“神刊”境界。

Nature封面截图

       Nature杂志的创刊宗旨
       19世纪英国著名的科学团体“X俱乐部(X Club)”,由赫胥黎(T. H. Huxley)等九人组成,除哲学家斯宾塞(H. Spencer)外,其余八人都是英国皇家学会成员。他们模仿美国科普杂志《美国科学人》(Scientific American,创刊于1845年,至今犹在),创办了Nature杂志。那时美国人还常被欧洲上流社会视为没文化的暴发户,但是对这份美国人办的通俗科普杂志,X俱乐部的英国先生们倒是虚心模仿。
       Nature杂志的发刊辞是赫胥黎写的——他直接搬用了歌德的诗篇Nature,并表示对于“旨在呈现人们对大自然各种表象的理解过程,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学过程”的这本Nature杂志而言,再没有比这首诗更合适的前言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Nature杂志上刊登的办刊宗旨,先引了华兹华斯(Wardsworth)的诗句“思想常新者,以自然为其可靠之依据”,然后叙述其宗旨云:
       首先,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公众,并促使科学理念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得到更为普遍的认可。其次,帮助科学家自己,为他们提供自然科学各个分支在世界范围内取得的所有进展的最新信息,为他们探讨不时出现的各种科学问题提供交流平台。为实现这一双重目标,本刊将尽可能严格地遵循下列计划:本刊将刊载一些公众普遍感兴趣的论文,内容包括:
       一、由科学界杰出人士撰写的文章,这些文章将涉及与实际事物、公共健康以及物质文明相关的自然知识的各个领域,以及科学进展及其教育与教化功能等方面。
       二、对公众普遍关注的科学发现所作的详尽叙述……
       对于自身的科普性质,Nature杂志从不讳言,“Nature从一开始就打算既面向一线科学家,又面向普通大众。这个宗旨一直遵循至今。”杂志现任主编坎贝尔(Sir P. Campbell)坦言:“在Nature初创的前几十年里,它更像是一份‘科学新闻’,在报道新颖研究和学术会议的同时,也报道了至少同样多的杂谈、传闻和奇闻轶事。” 让人稍感奇怪的是,《Nature的宗旨》(Nature’s Aims)并没有按照常理出现在Nature杂志的创刊号(1869年11月4日)上,而是出现在第2期上,为何会如此,连坎贝尔也表示无法解释,这或许从一个侧面突显了这份杂志历史的悠久。
       此外,笔者近年的系列研究表明,Nature杂志从创刊之初就和科幻结下不解之缘,将近一个半世纪以来,它刊登了大量与科幻有关的文本,包括科幻小说、科幻影评、科幻书评等等,甚至荣膺了欧洲的“最佳科幻出版物奖”。这一特色,也是与Nature杂志的办刊宗旨完全一致的。但是Nature杂志秉持至今的办刊宗旨,却长期被它的崇拜者视而不见或讳莫如深,因为这样的办刊宗旨看起来和“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身份格格不入。

早期美国科普杂志《美国科学人》

       Nature杂志的常规经营之道
       在创办初期,Nature杂志致力于传播科学的最新进展,宗旨是“将科学研究和科学发现的重大成果呈现给公众”,完全是科普性质的。刚开始时Nature杂志未必挣钱,但他们定下了这样一个方针:把Nature杂志办成时尚的、拥有广大读者的、享有学术声誉的、同时又能够有丰厚商业利润的杂志。
       在促销方面,Nature杂志长期不遗余力,有多种手段,比如:
       给科学家寄赠杂志。20世纪90年代Nature杂志大举拓展中国市场,笔者当时只是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的副研究员,也曾获赠杂志。
       追踪国际学术会议,并在会上免费发放杂志。国内杂志偶尔也有这样做的。
       在一部分杂志中夹送读者调查卡、“读者服务卡”(其实就是优惠卡)之类。
       经常强调和宣传自己杂志如何优秀,如何高端,常提到的“亮点”有:
       Nature杂志有许多大牌作者、曾发表过许多重要论文。确实,Nature杂志的声望总是与它发表过的那些科学史上的重要论文联系在一起:中子的发现(1932年),核裂变(1939年),DNA双螺旋结构(1959年),板块构造理论(1966年),脉冲星的发现(1968年),南极上空臭氧空洞(1985年),多利羊的克隆(1997年)等等。
       杂志的编辑团队极其优秀。这在很大程度上确实是事实。
       杂志的作者和读者的国际化程度很高,杂志读者中80%以上都拥有博士学位——很难想象这样的数据是如何获得的。
       Nature杂志上学术文本数量之变迁
       Nature杂志从1869年创刊至今,它刊登的学术文本和大众文本的数量比例,经历过明显的演变:
       第一阶段,创刊至1930年代,它只发表极少数量的“论文”。总体而言,这一时期它确实是一份忠实履行其创刊宗旨的大众科学期刊:将科学成果和科学的重要发现以通俗形式呈现给公众;促使公众在教育和日常生活中对科学达到更普遍的了解;也为科学人士提供一个定期相互了解、交流各自工作成果的平台。
       第二阶段,1940年代起,Nature杂志开始增加学术文本的数量,1960年代是它发表学术文章数量最多的阶段,每期上“论文”和“通讯”多达60篇以上——当然很多是篇幅短小的,但也总有几篇长文。这一阶段Nature杂志如此加强“学术建设”,很可能是为了获得学界对其“学术期刊”的身份认同。因为当时它在英国学界眼中还只是一份普通的大众科学读物。
       但是,谁也没有料到,Nature杂志的“学术建设”进程很快戛然而止——因为另一个蛊惑人心轰动江湖的游戏开始了,导致国际期刊江湖风云突变。Nature杂志念念不忘与时俱进,而且还要引领风潮,它敏锐地觉察到,如果将这个游戏玩好了,那效果简直就可以让自己脱胎换骨!
       “影响因子”游戏助Nature杂志登上神坛
       “影响因子之父”加菲尔德(E. Garfield)是影响因子游戏的发起和鼓吹者,他的私人商业公司“科学情报研究”(ISI)1964年首次出版SCI报告,1975年开始逐年出版“期刊引证报告”(JCR报告),这是对SCI(后来包括SSCI和A&HCI)“引用索引”数据进行整合处理后的衍生产品,SCI期刊影响因子排名即在此报告中。
       加菲尔德的SCI作为影响因子报告的数据基础,收录期刊逐年增加,到2017年已达8856种——当然也就难免鱼龙混杂。但最根本的一点是,SCI和影响因子从一出生就是商业产品,赚钱是它们与生俱来的使命,也是加菲尔德不遗余力推行影响因子游戏的真正动力。为此他从1955年起在Nature、Science(《科学》)上先后发表数十篇鼓吹SCI和影响因子的文章,甚至造出如今早已破产的“SCI可以预测诺贝尔奖”的学术神话。
       影响因子游戏从技术上看确实大有名利双收的潜质,Nature杂志“慧眼识珠”,立刻与加菲尔德展开了一段迄今尚未被人关注的合作。这段合作心照不宣,配合默契。
       加菲尔德与Nature、Science两家期刊心照不宣的共谋合作,最明显的莫过于他多次修改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1955年,加菲尔德最初将影响因子定义为“一篇文章的被引用次数”。
       1963年,加菲尔德将影响因子定义修改为“期刊文章的平均被引用次数”。
       1972年,加菲尔德将某年度的影响因子定义再次修改为“期刊前两年所有文章的所有引用除以期刊前两年发表的所有文章篇数”,但是这样的定义对于Nature、Science、《柳叶刀》(Lancet)、《美国医学会杂志》(Th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等刊物都非常不利,它们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都落在40名之后。
       1975年,在首次发布的JCR报告中,加菲尔德再次修改影响因子定义,形成了现今仍在使用的计算公式:
       分子中的“源刊文本”指期刊发表的所有文章,而分母中的“引用项”只对应三类学术文本。这次的定义修改使得Nature、Science、《柳叶刀》和《美国医学会杂志》等杂志的影响因子排名全部大幅上升,其中《美国医学会杂志》惊人地提升了100位。
       1995年,影响因子定义再次微调,分母中的“引用项”进一步缩小,只包括“原创研究论文”和“综述评论”两类。这个定义沿用至今。然而,国内的许多相关人士,甚至包括专业人士,却普遍从1975年起就没有正确理解影响因子的计算公式。
       Nature、Science当然也“投桃报李”,它们提供版面作为发布平台,积极为影响因子游戏造势:1955年Science上首次出现专门术语“影响因子”;1972年Science刊登了最初的年度期刊影响因子报告;1976年Nature刊登了JCR报告的缩减版——考虑到JCR报告1975年才首次出版,这实际上是在帮它进行市场预热和产品推广。与此同时,尽管学术界对SCI和影响因子的质疑始终不断,但当时在Nature和Science上却没有出现任何对影响因子质疑或商榷的文章。
       因为Nature杂志一直是“两栖”刊物——它既发表学术文本,又发表大量的大众阅读文本,所以在加菲尔德定型的影响因子计算公式中,只要减少学术文本的篇数,就可以有效增大影响因子的数值。本来Nature杂志正在大幅增加学术文本,但一看影响因子游戏大有搞头,立刻停止了这个进程,反过来开始有计划地减少学术文本。历年JCR报告的数据清楚表明,Nature杂志此后持续大幅减少学术文本;与此相应,它的影响因子逐年攀升,1974年为2.3,2014年为41.5;对应的影响因子排名,最初仅为第55名,1980年代后期开始跃升,1990年至今一直稳居前10名(最高纪录为1999年的第5名)。
       确实,“学术建设”的效果,哪有玩好影响因子游戏的效果立竿见影?Nature杂志逐渐获得了越来越高的“学术声誉”,有了“国际顶级科学期刊”的光环。随后它在中国获得了超乎想象的崇高地位,以至于出现了“在Nature杂志发了文章,当院士就只是时间问题了”这样的传言——这个传言如今当然已经失效,因为在Nature上发文章对中国学者来说已经渐渐不稀罕了。
       如今,当人们将Nature杂志奉为“世界顶级科学期刊”时,通常举出的唯一理由就是它的高影响因子。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影响因子游戏,就没有Nature杂志的今天。
       然而,尽管Nature杂志多年来在影响因子游戏中大获其利,近两年它却积极加入了批判影响因子的阵营,号召“反抗影响因子暴政”。2017年4月27日,Nature杂志又高调签署了《旧金山宣言》(San Francisco Declaration on Research Assessment,DORA)。该宣言“建议科研资助机构、研究机构等有关各方,在资助、任命和晋升的考量中,停止使用基于期刊的指标,如期刊影响因子,评估要基于研究本身的价值而不是发表该研究的期刊。”

文/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江晓原 穆蕴秋
来源:《浙江学刊》